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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“福建事变”牺牲的农工党人
来源: 发布时间:2015-10-21 15:08 编辑:洪燕珍 点击: 字体:
    根据史料统计,因参加“福建事变”而牺牲的农工党员,共有七位,他们是:徐名鸿、江董琴、翁慈星、颜卧云、周捷檺、冯峻五、丘弼琴。
   徐名鸿的生平事迹,以及参加“福建事变”并牺牲的经过,《农工党人徐名鸿全权代表十九路军与中共签署<反日反蒋初步协定>》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,在此不再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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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(江董琴)
   江董琴(1888-1933),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高头乡的一个贫农家庭。少时以卖豆腐赚钱求学,稍长考进漳州省立简易师范学校,毕业后任职于永定县烟酒公卖局。后因和县长不穆而弃职。他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影响,参加意图推翻满清王朝革命活动,1910年事泄,逃亡南洋,在槟榔屿定居,以教书为业。1911年,槟城华侨富商、同盟会会长吴世荣介绍江董琴加入同盟会,并请他专事同盟会做发展会务的工作。从此一直到回国,江董琴都在吴世荣的领导下从事同盟会的会务工作。其间,他参与接待了到槟榔屿演讲的孙中山先生,并结识了胡汉民、汪精卫、戴季陶等人。
    1917年,江董琴回国。当时段祺瑞解散国会后,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,当选大元帅,誓师北伐。江董琴被任命为护国军政府咨议,随军出征。
    1923年,江董琴出任广东梅县县长。他廉洁奉公,大公无私,不可避免地同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发生矛盾。当时梅县的地主缪培楠家发生伤害人命案件,向官员贿赂,以求免于处罚。江董琴得知后,严令拒绝,依法办事,从此彼此有隙。
   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第一次改组国民党的代表大会,会议确定了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。江董琴作为福建代表,参加了这次大会。会后,国民党中央派许卓然、江董琴回福建秘密活动,联系全省各地党员,筹建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[i]。临时党部成立后,设执行委员会,江董琴为主任委员,许卓然、秦望山、庄希泉(解放后曾任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)、余佩皋等任执行委员。
    江董琴作为福建省代表,参加了1926年1月1日开始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上,他见到了从欧洲回国参会的邓演达,从此,他们的人生发生了交集。1926年4月,国民党福建省临时党部在厦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,正式成立党部,在江董琴的领导下会议开得相当顺利。党部依然在进步力量(国民党左派)的掌握中,江董琴仍旧主持党务,当选为执委会主席,还有三个共产党员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:罗扬才、李觉民和阮山。
    江董琴主持国民党福建省党务期间,在政治上,完全执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发展了很多一心为革命的青年,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骨干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1927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很多福建的国民党左派纷纷要求加入中共。在刀光剑影、血腥屠杀的氛围中加入中共,说明他们的革命精神多么难得可贵,这同江董琴主持福建党务期间的苦心孤诣是分不开的。在军事上,他注意拉拢团结福建民军。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入闽,没有任何一部分福建民军被北洋军阀所利用,使国民革命军顺利地平定福建。
    1926年夏,江董琴离开福建到广东。国民革命军组织北伐时,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,江董琴任总政治部总务科科长。后因他与福建的渊源,邓演达改派他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。东路军是蒋介石的亲信部队,由何应钦指挥。此时,江董琴已加入中共,他在政治部重用左派,其中有很多中共党员,使东路军的政治工作朝气蓬勃。
1927年3月,江董琴与李富春、柳亚子等当选为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。3月下旬,蒋介石下令撤销江董琴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职务,由陈群继任。国民党右派闻悉,欣喜若狂。
    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江董琴转赴武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,被任命为汉口公安局局长。汪精卫发动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政变后,江董琴前往南昌任叶挺部原第四军政治部主任。南昌起义后,他携眷赴上海。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他,他遂改名江春孚,行踪隐秘,风声紧时还潜往漳州躲避。
    后来在老战友庄希泉的帮助下,冒名顶替老华侨名字,携眷前往菲律宾,开办一间书局维持生计。安排就绪后,他只身回国,继续从事政治活动。江董琴与出走国外的邓演达常有联系,并商量创建新党。邓演达在柏林期间,江董琴为了建党的问题,曾计划去柏林同邓演达当面商量,由于不懂外语及经费不足而未果。
    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,江董琴请他的老友出面,租得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(现淡水路)劳神父路(现合肥路)口33里3号,以供住宿,并作为革命活动场所。西邻是邓演达、江董琴两人的老友,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启修和他的眷属住所,东边房子空着。在那时这地方是偏僻的,无人注意。邓演达、江董琴和其他重要党员经常前来讨论党务,和邓即将要发表的重要文章,特别是讨论行动纲领时人最多,最为热烈。有时则只有邓演达和江董琴两人面谈。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,江董琴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。
    邓演达被捕后,江董琴在上海参加营救工作,多方奔走。邓演达殉难后,江董琴携眷回到福建漳州,一面继续开展政治活动,一面从事地方建设。江董琴根据北伐时的政治经验,在漳州设立军政训练班,想继续邓演达遗志、发扬他的政治主张而培养备用人才。
    1932年十九路军到福建后,江董琴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往来很密切。他经常来往于漳州、厦门、福州之间,有时也到上海,频繁与陈铭枢等人联络磋商“福建事变”事宜。他一方面决心协调好旧部张贞与十九路军的关系:一方面认定,要改组福建省政府,继续革命,没有实力是不行的。所以必须跟掌握广东的陈济棠商议,请他出兵福建与十九路军合作,共同夺取福建政权。
    1933年11月间,江董琴再一次出现在上海了。他对老友江文新说:“我想改组福建省政府,把政权弄到手,好继续革命,不过这样做没有实力是不行的。我想以张贞的代表的名义跟陈济棠商量。请他出兵入福建与张贞合作共同攻取福州,夺取福建省政权。”江文新后来认为,江董琴说是充当张贞的代表,实际上是代表十九路军到广州去要求陈济棠合作、支援,定于是年11月成立反蒋政府。他不说他当十九路军的代表,而说是张贞的代表,这是因为他知道江文新在政治上不够成熟,事关重大,怕泄露机密。他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,抵广州后,还没有会见到陈济棠,便被陈的宪兵司令缪培楠杀害了!时为1933年11月29日,离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成立首尾只不过9天。
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翁慈星 )
    翁慈星(?~1934),福建省龙海市石马镇人。1933年了参加“福建事变”,1934年在漳州被反动派杀害。当时翁慈星参加十九路军,参加“福建事变”,后被国民党暗杀,事发地是在漳州市内叫“圆圈”的地方,现在是漳州市新华西路和新华北路交界处。在80年代漳州的《闽南日报》上曾刊登写翁慈星的文章,当地政府确认翁慈星为烈士,翁慈星的妹妹当时还在世,享受烈属待遇。翁慈星烈士的其他人生经历及具体牺牲情节,暂无从查考。
    颜卧云(?~1933),福建省龙海市石码镇人。1933年参加“福建事变”时牺牲。人生经历及具体牺牲情节,暂无从查考。
    周捷榜(?~1933),1933年参加,“福建事变”,牺牲。人生经历及具体牺牲情节,暂无从查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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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冯俊五)   
    冯峻五(1906-1933),原名岳升,字俊五,山东莘县柿子园乡雷庄村人。少年时期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舍己为人的优良品德。十九岁在北京某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北京市长辛店铁路局工作,此时他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。那时正是“二七”大罢工以后,在白色恐怖笼罩下,但他仍然很紧张地开展工作,组织工会,传播马列主义的思想。后来因暴露身份被通缉,离开长辛店。
    1926年前后他到胶东寿光县县立中学从事教育工作。他在寿光县工作的时间不长,后来到济南,在济南市齐鲁中学任事务主任。在济南时曾用“冯一平”这个名字。
    在1929年前后,冯俊五曾在山东枣庄煤矿工会工作过。后来到山东聊城省立第二中学教书。
后来冯俊五曾在北京工作,并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农工党(一说介绍人是张含清)。邓演达殉难后,他离开北京,化名“冯浩然”前往福建。他在福建期间,曾与家人通信,通信地址是“闽西善后委员会”,此后便杳无音讯。
据《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》一书中记载,农工党党员冯俊五,1933年参加“福建事变”,在闽西土改中遭地主袭击,壮烈牺牲。
    据冯俊五家人回忆,冯俊五牺牲后,福建方面曾给冯家去过信,说埋葬在城西“十二里圩”,并寄回他的几件衣服和手章。冯俊五的老朋友颜学回曾给冯家写信说:他曾登报寻找冯俊五,得到的结果是“闽变身故”,牺牲地点在福建省龙岩县;冯俊五牺牲时,袁春廷在场;冯俊五的遗体由刘慧民掩埋。据冯俊五的老同学朱子赤介绍:冯俊五在闽曾参加李济深组织的人民政府,在龙岩县政府任科长职务;后来朱曾在福建日报上登报寻找冯俊五下落,得到龙岩县地方人氏函告冯俊五的遇难确讯,埋葬于龙岩县坎市地方。
    由于历时久远,相关资料很难查找,冯俊五早年的经历梗概,只能从家人提供的资料中略知一二了。但是冯俊五作为农工党党员,参加“福建事变”,参加闽西土改工作并在开展土改工作中牺牲,是基本可以确信的。
    丘弼琴(?-1933),原名丘先梅,福建上杭县丰稔区楼岗乡人,出身于农民家庭,早年丧父。1928年8月参加了其弟丘伯琴与李立民领导的稔田(上杭县稔田镇)人民武装暴动,失利后参加赤卫队的组建工作。次年7月,丘伯琴、李立民再次领导稔田暴动获得成功,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,丘弼琴被选为区苏维埃军事部长。当时区苏维埃的武装多以楼岗三乡(楼岗乡包括田背、浦头、古楼岗三个乡)赤卫队为骨干,由丘弼琴直接掌握,群众称之为楼岗子弟兵。
    1930年冬,闽西苏区开始“肃社党”(肃清社会民主党),错捕错杀了不少革命骨干,一时人心惶惶。据后来统计,共捕杀党团员、干部三百多人,最严重时曾连续一天逮捕一个区苏主席。1931年4月,杭武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丘伯琴因“社会民主党”嫌疑被杀后,丘弼琴带领掌握的武装离开了苏维埃政权,投靠了驻扎在峰市(永定县峰市镇)的国民党保安总队队长陈荣光。后来在在赤卫队的打击下,陈荣光的保安总队朝不保夕,丘弼琴又率部投靠了地方武装钟绍葵部,任独立营营长。
    1931年10月,闽西苏区的“肃社党”事件得到初步纠正后,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向荣写信给丘弼琴,表示只要他调转枪口,还是欢迎他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的。丘弼琴慎重考虑后,回信表示愿意服从红军的指挥。苏维埃要丘弼琴设法除掉国民党保安总队副队长陈信孚,以明心迹。1932年3月,丘弼琴设法枪杀了陈信孚。6月广东军队进犯上杭、永定苏区时,丘弼琴又执行苏维埃的指示,对进攻部队进行扰乱。稔田区苏维埃对丘弼琴的这种改变很满意,许诺只要他把所有的枪支送交政府并带队归正,就仍让他当军事部长(据《上杭“肃社党”时期丘弼琴叛变经过》一文中提到,另有一说是打算捕杀丘弼琴)。丘弼琴觉得此次良机不可错失,有意归正。但独立营营副李致平是钟绍葵派来的亲信,坚决反对并带走了一部分枪支和人马。丘弼琴后来自己也产生了顾虑,只挑选了部分枪支派人交给苏维埃,自己未回苏区。
    后来广东独立一师师长黄任寰得知丘弼琴枪杀了他收编的陈信孚后,严令钟绍葵捕杀丘弼琴。钟不敢得罪势力比自己大的黄任寰,又不想杀丘弼琴,于是演了一出假缴械的戏,收缴了丘部的部分枪支,并让丘弼琴离开自己的队伍。丘弼琴带着数十条人枪,到永定洪山与广东梅松源交界的王寿山,占山为王。
    1933年4月,十九路军进入上杭,丘弼琴率部加入了十九路军,成了十九路军中的一名排长。同年7月,丘弼琴由上杭丰捻市到永定县善后分处联系工作返时途经峰市时,被盯梢已有数月之久的陈荣光属下捕获[ii]。黄任寰下令将其处决于蕉岭,并陈尸3日。
    据当时为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部下的杨西涯回忆,丘弼琴为农工党人(原文称第三党人)。根据以上史料分析,丘弼琴同农工党发生联系并参加组织,应该是十九路军入闽之后,他通过与随十九路军入闽的农工党员产生接触而发生的事情。由于此时闽西善后处(包括各分处及之前的闽西善后委员会)的工作,属于“福建事变”正式发动前,所开展的准备工作,所以丘弼琴在赴善后处联系工作的途中被捕并随后被害,也可以说是参加“福建事变”而牺牲的,虽然其时事变尚在酝酿策划阶段。
    丘弼琴的一生,有革命经历,尤其是在稔田两次暴动中,奋勇争先,赢得群众的交口称赞,因而在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被推上了军事部长之位。但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,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,他的人生抉择出现了偏差,并由此历经许多波折。但是不可否认,他也曾经有过高尚的人生追求并为之付出了努力。
 
    关于江董琴的资料,主要参考江文新所写《忆江董琴》一文和《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人物传略》中的《江董琴传》。《江董琴传》作者也参考了《忆江董琴》一文,但文中某些细节,如出任梅县县长的时间,同《忆江董琴》中的说法不同。不同之处,本文采信《忆江董琴》一文。
 关于冯俊五的资料,主要参考原农工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工作人员张栋卿(曾是冯俊五的学生)根据冯俊五家人讲述整理的资料,及冯俊五家人给农工党中央的来信。
关于翁慈星的资料,主要根据翁慈星的外甥女、致公党漳州市委会退休干部郑女士提供的信息整理。
 关于丘弼琴的资料,主要参考《福建党史月刊》1995年第10期《丘弼琴作乱始末》,及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《上杭“肃社党”时期丘弼琴叛变经过》、杨西涯《有关徐名鸿被害的一些情况》。(朱其亮 丘小甫 张意愿)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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